古承教育|学堂但中医传承似乎不尽如人意，因种种历史原因，中医教育未能充分尊重中医学术特点，中医学术本身有萎缩倾向，上世纪即有“五老上书”、“八老上书”慷慨陈言，不少老前辈们发出拯救中医的呐喊。幸运的是，党的十八大、十九大明确了“中医系并存、并重”的方针，国家逐步开放中医师承政策，为民间中医合法行医扫除障碍，为中医传承开辟道路。中医必定后继有人。
古承学堂作为中医传承的守护人，致力于以师承方式赓续杏林，将以拜师问学为契机，努力推动民间中医药师承人才建设，助力中医药事业薪火相传。至今为止，古承为千行百业热爱中医的学子匹配中医明家，完成了中医师承公证备案，为壮大中医队伍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。
为弘扬中医正道，真实反映民间师承生态，古承学堂拟出版一本由古承师兄及指导老师集著的纪实作品，书名暂定为《师承派中医——星火传薪录》。希望您能踊跃投稿，为中医发声，展示民间中医师承的时代风采，播撒中医师承的星星之火。
介绍自己在带教/跟诊所见、所思、所感，包括但不局限于：心路历程、专业技能、中医感悟、临床故事、跟师心得/教学心悟等；也可以是中医人的日常生活，例如功法训练、饮食养生、打坐修行等。
文章结构可从个人学医的初心／机缘／专业，如何习得医术／感悟中医／安排生活，以及学医对自身和对他人所带来的影响／成果／意义／魅力等方面展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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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现代中医来说，做出卓越贡献的原卫生部长崔月犁是绕不开的人物。他支持吕炳奎在召开了“衡阳会议”，当时卫生部所谓的“中西医结合”，就是“不许中医独立发展、要用西医理论改造中医、最终消灭中医”，于是“衡阳会议”提出了“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”三支力量要同时各自独立发展。“衡阳会议”会议明确提出了“突出中医特色、发挥中医药优势、发展中医药事业”的根本指导方针。后来崔月犁还支持吕炳奎等人联合光明日报创办了“光明中医函授大学”。崔月犁一生不遗余力支持中医事业，为众多基层老百姓能够有良医可看，良药可用。
《庄子·应帝王》篇讲过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：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谋报浑沌之德，因谓曰：“人皆有七窍，以视听食息，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自1956年以来，我国曾大力提倡“中西医结合”，实质就是以西医为尺度，来衡量、诠释或改造中医，中医严重西化、后继乏术，医治范围逐渐缩小，中医界心头有种挥之不去的危机感，国医大师李士懋说：“相当一部分高学历的人中医功底令人不敢恭维”，难怪很多老前辈发出了拯救中医的呐喊。
一甲子前，“五老上书”用生命对中医药学的传承问题作出呼唤——秦伯未、于道济、陈慎吾、任应秋、李重人五位教授联名向卫生部党组提出《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》：“……六年制的中医学院，实际上学习中医只有三年。用三年多的时间要求学好中医，时间上显然是不够的……但忽略了过去教学的某些优点，如要求学生背诵和指导读书方法等，因之，学生没有练好基本功……医古文仅数十学时，又未尽要求背诵，是以不可能突破文字关……”令人叹息的是，“上告书”成了“绝命书”，五位老师因此在“文革”中受到残酷迫害，被关进牛棚，除任应秋外均在文革期间殒命。
历史似乎是押韵的，在今天中医院校的课程设置中，依然比照西医教育模式，未能充分考虑中医学术特点，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西医和外语，而就在堪堪三分之一的中医课程中，对经典著作的教育是亦是缺失的，学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疏离和陌生的，成了无根之木，难以成才，进而丢失掉对中医的自信。
要继承发展中医，必须从中医教育入手。秦伯未老师提出：“余之教人也，先之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本经》，使知本也；次之以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使知变也；次之以诸家之说，与以博也；终之以诸家医案，与以巧也。”中医至今未离《内经》理论框架，四大经典是中医之本，是取之不尽的源泉。历代名家，没有不熟读经典者。悟透《内经》的一个观点，就可能创立一个伟大学派。金元四大医家，温病学派等，莫不如此。
而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，中医临床经验占很大比重。除开院校教育，实行中医带徒，让具有真才实学、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或中年中医带徒，可以把一部分培养人的任务化整为零。中医带徒是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重要途径。历史经验证明，中医这门学科要求严细，实践性强，辩证论治灵活多变。尤其是某些专科，一技之长的绝招、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、手法等等的继承，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学到的，它更适宜于口传心授，手把手地教。
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。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，那无疑是民族的危机。中医学不仅是一门应用科学，而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。中医学植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，其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与传统的东方文化一脉相承，并因此而与之休戚相关、荣辱与共。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，全球实现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”离不开传统医药。我们要研究中医药，发展中医药，推广中药，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，同时也能为世界人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。
